姓、氏合一，是战国时代逐渐而成的。到了汉代，大多的人便只称姓而不称氏了。这与家族的宗法制度的确立有关。
        宗法，本是古代立宗的法，为古代氏族系统的一种制度。其渊源于祭祀。当时，每个氏族或部族，都有他们自身所祀的神，并认定此神为本氏族的先祖和保护神。祭神，也是祖先之祭。宗是祖庙之名，主祭的人称为宗子，主祭人所辖的族人，称小宗、群宗或宗人。
        周代利用宗法辅助分封制度。周把诸侯分为同姓、异姓两类。周，姬姓，凡姬姓诸侯，奉周王宗主。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为大宗，规定嫡长子承继，其他的儿子另给土地，称为别子。别子的嫡子为大宗，别子其他的儿子为小宗，周以宗法团结同姓，以婚姻联合异姓。
        西周以前，没有完整的宗法。春秋以后，氏族制度变为家族制度。家族制讲究血统、从夫居、父权，实行继承制和族外婚制。
        血统：男女结婚，女子便成为夫族的一员，其所生子女属于父亲，叫做父系血统。
        从夫居：夫妇成婚，妇随夫居。
        父权：男人为一家之长，握有一切支配权。父亲的身份及权力，概传于子。
        继承：家中的一切产业，都是父亲传给儿子。
        族外婚制：父制下的婚姻，是异姓通婚。
        既然某氏是一氏族或公族的名号，那么当氏族制度变为家族制度的时候，氏的传递就发生了问题。由于嫡、庶之分和涉及父权的继承和产业的继承，氏族首领或家族之长的嫡长子在整个氏族或本家族中的名份和地位，有必要与他人（包括本家族以外的人和本家族内部的亲兄弟、堂兄弟等）加以区别和加以强调。这种区别在于强调，最明显最确切也最名正言顺的则是父姓、父名的承继（经父姓为姓，或以父名为姓，或以父的封国、封邑为姓）。因为父辈无论属于何氏族，其本人总会有自己的名或姓。由于宗法制下的父系血统、产业、权力继承，家族的重要性便远远地超过了氏族（原始氏族的人离开了氏族便难以生存）；家族的人可以脱离氏族而独立生存，而且只有独立才可体现其继承优势。因此家族便替代了氏族；氏族已成为一种虚泛的东西，已经不甚重要。于是，姓氏渐合一。
       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，女子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权力（更不要说特权）。这样，就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甚至是“有趣”的现象；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，女子只可称氏，男子才能称姓；因为男子结婚，妇随夫居，女子便成为夫族的一员；由此，已姻女子的姓名也发生了特别的变化。首先是在本身的父姓前加夫姓，表示已属夫族的一员，然后在父姓之后加“氏”，表明自身原属何家族，至于本名，就完全被忽略了。如：赵王氏，夫姓赵，父姓王，后附缀“氏”大约是“已属赵家的原为王家的女人”之意。
        几千年来，姓与氏的概念、内涵及源出，都发生了变化，有时甚至是“质”的变化。其间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制度和观念、习俗的变化。即使到了现代，姓氏合一，“姓”有了明确的概念，“氏”依旧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。比如以旧俗中（有的延续至今），氏有时与姓完全相同——“张氏兄弟”和“李氏昆仲”，都是“姓张的兄弟”和“姓李的兄弟”之意。但有时它又放于已婚妇女的姓后（前边已提到），有时为妇女的自称（多用于书面）；有时它用在亲属关系字的后边称自己的亲属，如：舅氏（母舅）、母氏等；有时它又对名家、专家、学者的称呼，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、经学家段玉裁，被称为“段氏”。氏在社会中的忽“贬”忽“尊”，是帝时社会形态变化的反映和遗痕。
        由此看来，时至今日，姓与氏并没有完全合一。姓与氏的发展为中国姓名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，也为后来百家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由此中国姓名学开始了有姓有氏的发展阶段，而后来“名”的产生就最终形成了姓名学基本概念要素：姓与名。